审查建议的数量出现大幅度增加，仅2018年1月和2月，就收到了4000多件。
[8] 【韩】张永洙，宪法学（第3版），韩国首尔：弘文社，2018年。文化是具有主体人格的人在共同体内生活的过程中创造出的精神力的总和，是人固有的自律性的精神资产。
因此，有必要以尊重多样性和宽容的宪法精神同时尊重和保护他国文化。韩国宪法上被认定为宪法的基本原理的代表性原理有民主主义原理、法治国家原理、福利国家原理等，和这些原理进行比较的话，与其说韩国宪法上文化国原理的涵义和内容是宪法和国家的基本决定，其更具有国家目标规定的性质，文化国原理的内容中包含着在文化领域实现宪法的理念和价值时国家应当追求和履行的课题。另一方面，宪法制度也体现了文化，代表性的有能够构成文化共同体的基础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的保障(宪法第36条第1款)以及关于学校和教育的制度。[4]（350） （二）文化国原理的基本要素 1.文化自律性的保障 文化国首先应该保障文化的自律性。[7]（304） （二） 在韩国关于文化国原理的主要争论 1.文化国原理是独立的基本原理吗？ 若要承认文化国是韩国宪法的基本原理，最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关于文化国原理的独立性问题。
因此，想要弄清文化国原理就需要系统地考察关于文化的形成、维持、传播等的直接或间接的文化宪法规定。与韩国这样的单一民族国家不同，考虑到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导致的文化差别、不同的少数民族、广阔的国土面积等中国的国情，在中国更有必要承认文化基本权利。接下来的问题是，行政机关既然无需回应每一个评论、每一个争议问题，而只需关注重要（Significant）评论或观点，那何谓重要呢？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曾经如此阐明：在决定什么观点是重要的问题时，应该谨记‘恣意武断和反复无常审查标准。
不适用该程序，自然也就不存在行政机关是否回应评论的问题，可以不予考虑。现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任教的苏珊·韦伯·雅吉（Susan Webb Yackee）教授，曾经观察由四个政府机关——劳工部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署、就业标准署、交通部的联邦铁路局、联邦公路局——发布的40件规则，认定行政官僚经常（1）改变公共政策的执行，以更好地达到利益团体评论者所建议的政府规制水准。即便是进行审查，也只是适用与上位法是否相符的形式合法性审查标准。我们所期望的是，如果要让国会认为十分重要、应予提供的司法审查确有价值和意义，那么，……‘对规则依据和目的的……简明综述应该可以让我们看到通过非正式程序提出的重大政策争议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行政机关如其现在所作的那样回应这些争议。
与美国不同，我国的专门行政诉讼制度仅有不到30年的历史。《行政程序法》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司法部长行政程序委员会反对在所有的规则制定中应用审判式的听证程序。
至于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由规则制定者在判断规则的重要性程度或是否存在重大分歧的基础上，决定是否采取。在对基本缄默的立法进行明确无争议的解释方面，《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史也不能提供帮助。这种公布草案 ＋征求意见的程序，与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所确立的非正式规则制定程序，在形式上极其相似。行政机关在简明综述中回应公众评论，当然可以最好地展示行政机关是否考虑以及如何考虑公众提出的相关事宜，可以最好地表明行政机关已经充分掌握各方提出的信息和意见，可以最好地表明私人利益至少在被认真对待意义上得到了保护。
在交通部联邦航空管理局发布的索引号为2017—26260、2017—26363、2017—26364、2017—26572的4件规则中，虽然没有指明其收到多少评论，但其基本是对评论者——如美国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美国达美航空公司、美国精神航空公司、美国联邦快递、美国联合包裹服务公司——的一一回应，故其收到的评论也是屈指可数的。因为，该程序也要求美国联邦行政机关公告拟制定的新规则，并向公众提供发表评论和意见的机会，此即为我国行政法学者所熟知的通告—评论程序。法院进一步说明其为什么认为联邦食品药品管理局是恣意武断的：有人可能认为，即使不符合商业利益，也不能妨碍更具压倒性的公共利益。四、余论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行政机关主导制定规则是传统。
二是使私人利益得到保护。第四，虽然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只是确立了不合法审查标准，且法院很可能延循修法以前对规则审查时所持形式法治立场，但是，如果以后确有文件对行政机关在公开征求意见后如何回应公众意见提出要求，那么，法院也应该适当放松对不合法的形式主义解释，将行政机关没有回应公众意见或者没有合理回应重要公众意见的情形，也视为不合法。
1972年，在Kennecott Copper Corp.v.EPA案中，原告起诉反对环境保护署发布的全国硫氧化物二级空气质量标准，三个理由之中有两个是：这些标准没有附带关于其依据和目的的简明综述。有1件是国土安全部海岸警卫队发布的，该规则发布时注明其本身是临时暂行规则。
但这种表态看起来不怎么合乎情理。采取何种形式，基本属于规则制定者裁量范围，条例和纲要未予严格要求。在这两个案例中，虽然法院对行政机关的简明综述应该如何做提出了要求，但它们都没有认为被诉规则在这方面存有问题。（3）草案说明和最终规则说明都应论及规则制定的目的和依据（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法院认为被诉规则已经充分阐述其目的和依据。在 8件回应评论的规则中，收到超过158，000评论意见的内政部土地管理局2017—26389规则倒是表明：土地管理局审阅了所有的公众评论。
司法审查的现实并不是要让法院自己去费心费力地审阅卷宗，自己首当其冲地去列出行政机关面临的问题，说出问题解决方案的理据。公开征求意见程序固然有其好处，也难免费时费力或暴露机密的可能，不应将其一概适用于所有规则制定中。
三、行政机关为什么如此回应 如前所述，《行政程序法》只要求行政机关对规则的依据和目的进行简明综述，其没有明确行政机关是否应该在综述中对公众评论予以回应，更不用说行政机关应该如何回应了。联邦通讯委员会2017—24982规则是将评论和回应完全融入一个标题为概要说明的部分之中，该部分的内容并不只限于评论和回应。
尽管这个备选方案是联邦政府的一个机关建议的，也得到了确认，但从未得到回应。国会负责《行政程序法》的参议院委员会对此表示同意，并在它的报告中援引了司法部长行政程序委员会的意见：规制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基本上是为了让行政机关知晓更多信息，以及保护私人利益的安全。
然而，如果行政机关在简明综述中，不直接指出公众评论有哪些或者主要有哪些意见，不直接表明行政机关是否同意并采纳这些意见，而只是简单说明其收到多少数量的评论意见、这些评论意见涉及哪些利益的保护和平衡、行政机关对此予以了充分考虑，也可以满足《行政程序法》关于说明规则制定的依据和目的的要求，也可以最低限度地达到上述立法目的。在我国，2002年开始实施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皆明确要求行政法规、规章的制定，需经听取意见的程序。其余3件规则都没有关于评论者的身份信息。听取意见的形式多样，包括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以及向社会公布草案征求意见等。
第三，应当说明行政机关回应这些争议的理由。就该司法审查标准而言，存在更加众多的案例和繁复的司法理论。
由此，法院实际上提出的要求是：行政机关应该对重大政策争议问题予以合理的回应，否则，法院就会裁定其构成恣意武断，从而否定规则的适用效力。沈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可见，在40件规则之中，有15件是适用通告—评论程序的，而多达25件是不适用该程序的。（2）把利益团体对特定政策的建议吸收至最后规则之中。
（3）如果公众评论是少量的，行政机关有可能会全部审阅。然而，既然我们面临积极探索建立对听取和采纳意见情况的说明制度的任务，基于上文的考察，笔者贡献浅见如下： 第一，《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已经于近期修改，短期内不可能奢求其再作修改。有1件是商务部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的，也属于没有收到任何评论的情形。二、行政机关如何回应 那么，行政机关究竟是如何回应的呢？是否一一回应呢？如果是，若遭遇成千上万的评论意见，行政机关岂不是会焦头烂额？在本文考察的对象中，8件对评论回应的规则，回应的样态各有不同，没有统一的定规。
环境保护署索引号为2017－26301的规则，并没有一一指明评论者身份，但其并不避讳，至少给出了一个评论者的身份信息，即环境完整项目组织（Environmental Integrity Project），并在脚注中说明该组织是代表其本身、希拉俱乐部和生物多样性中心提交评论的。唯有如此，才可保障回应公众意见的要求得到切实执行。
（3）在利益团体的评论意见传递高度一致的核心信息之时，对评论进行回应。本文开篇提及对规则制定公开征求意见的日益强调趋势，应该视为一直以来存在的缓解双重压力的努力。
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强有力的信息传递为行政官僚提供有用的信息，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行政机关担心评论者意见高度一致的时候其制定的规则有可能被法院推翻。第二，应当说明公众评论提及的重大政策争议。